北宋古文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思想资源是韩愈。从北宋初年的柳开、石介等人以来就一直尊韩愈为“贤人之至”，把他直接和“至人之圣”的孔子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追求以儒学为正统的道统、文统、学统意识。在北宋文章家的价值坐标系上，韩愈是离得最近、最可仿效的榜样。北宋初的古文家们多么希望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那样，通过接踵韩愈之所为，以儒家道统思想为核心，正本清源、重建文统，以实现革除现实文弊、重振文风之目的。这样便形成了从北宋初古文家开始，到欧阳修，再到苏轼而最终完成的“韩愈观”之构建。

苏轼对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在这里所持之态度，与北宋初的石介以及欧阳修等人是一致的。苏轼的这篇评韩碑文在唐宋以后众多评论韩愈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然而，苏轼毕竟不是一个道学家，他的韩愈观重“道”而不轻“文”，因此他在充分褒扬韩愈道德文章之同时，又对韩愈强调道统而走向极端、偏废文章的缺陷提出批评甚至讥刺，他在《韩愈论》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在充分肯定韩愈历史地位的同时，对韩愈及其弟子主张怪奇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韩愈恃才发高论，在《送穷文》中云“不专一能，怪怪奇奇”;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高言“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还在《醉赠张秘书》中有“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之说;更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夸张地说“刿目(图1)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可见，韩愈积极主张尚险崇奇，追求巉峭斩绝的文体风格，是不是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呢?但到了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孙樵，更是将此发展至极端，如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孙樵亦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说：“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这样的文体观念实际上已经流于偏失，并流弊于北宋，如石介、宋祁等人亦求深而至于迂、务奇而至于怪僻，实为同一症候。因此，苏轼对韩愈追求怪奇风格的批评，可谓是切中肯綮，并且在当时更具有针砭现实的作用，这也体现了他论文讲求自然、平易的文体风格和美学思想。苏轼对韩愈的这种认识态度，对北宋韩愈观以及其后文学史上的韩愈观都起到了矫正和定调作用。

通过苏轼对韩愈的批评，可以见出苏轼所倡导的古文，乃是“词语甚朴，无所藻饰”之文，能“追两汉之余”并“道意所欲言”之文，既矫“浮剽”之弊而又不“用意过当”之文，而这正是苏轼韩愈观之内核所在。这与宋初古文家们的韩愈观所显现的矫枉过正，甚而陷入“求深”“务奇”“迂阔”“怪诞”之弊，形成了鲜明对照。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戛戛独造，其弊则流于艰涩至难句读，如他的《平淮西碑》，虽千古盛誉，但“句奇语重喻者少”。他有志于“复三代之故”，然而并不能做到畅达。韩愈这种过于追求“作文之意”的文体观，与苏轼所主张的“风行水上涣，自然成文”的文体观，形成了鲜明对照。

苏轼的韩愈观与他的文章功用观和文章体性论内外表里一致。关于文章的功用，苏轼强调“以体用为本”和“有为而作”，并且主张文章要“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苏轼在《答乔舍人启》中指出：“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要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慷慨，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这段话综合反映了苏轼对文章功用和体性的基本看法。在此，苏轼以“华采”为文章之末节，以“体用”为文章之根本，此与其父苏洵论文不为“惊世绝俗之谈”和“甚高难行之论”，而专主可“施之于世”的观点一脉相承。“以体用为本”是为了实现文章“有补于国”的价值目的，而为了做到“有补于国”，就必须充分发扬文章的社会批判功能，“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必须树立正确的写作目的，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并务求“有补于世”，而不是甘言媚世、炫玉自售，苏轼曾在《答虔倅俞括一首》中讲过这样一番话：“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苏轼在此以医喻文，所言之“期于治病，不择甘苦”与“专务适口”，为两种截然对立的文章体用观。同样的观点，苏轼在《答王庠书》《田表圣奏议叙》《举何去非换文资状》诸文中反复强调，要点是推崇秦汉文章的济世精神，反对文章泛滥于辞章而专务耳目之观美。由此可见，苏轼强调辅时及物的文章体用观和主张自然成文的体性风格说，对韩愈及其后学乃至北宋初年古文家囿于儒家道统而显狭窄的文章体用观，以及一味追求奇险怪涩的文体偏好，无不具有纠偏意义。苏轼韩愈观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作者：康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